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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經典樹碑,為經典立傳 ——陳澤奎《中國編輯》訪談錄(2018年)

2021-01-20 10:44:00 智能朗讀:

引言

發現經典,傳播經典,為經典樹碑為經典立傳,使之傳之久遠,應當是職業出版人的職業理想。

所謂經典,就是指那些能夠名揚當世同時又能傳之后世的作品。經典作品,應該分為兩個大的范疇,一個是經典名著,一個是經典名篇,簡單說就是圖書和文章,名著名篇。中國有倡導經典閱讀的優秀傳統,從孔子將《詩》由三千首變成三百零五篇(俗稱詩三百)以及歷代的各種文選,影響較大的如南朝蕭梁太子蕭統的《昭明文選》、清代吳乘權、吳調候叔侄的《古文觀止》,都是倡導經典閱讀的成功范例。《詩》三百篇和《昭明文選》、《古文觀止》,現在看,它們既是名著也是名篇的集大成者。《讀者》應該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倡導、引領經典閱讀的最成功的范例,或者叫倡導、引領經典名篇閱讀的最成功的范例,這種倡導或引領不僅成就了它期刊中排頭兵的地位,也成就了它成為品牌型的名刊。當然,它在成就自己的過程中,也使許許多多的名人名作得以彰顯,成為了名人名作廣泛傳播的平臺和媒介,使他們和他們的作品成為經典有了渠道和可能。從一定意義上說,《讀者》也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自覺傳承中國經典閱讀的優秀傳統,自覺擔當了引領經典閱讀的責任。作為職業出版人,躬逢盛世,能夠在職業生涯中參與經典作品搜集、整理、傳播,為之樹碑為其立傳,使之傳之久遠,應該是我們的職業驕傲。

《中國編輯》:

讀者集團擁有“中國期刊的第一品牌”——《讀者》雜志,集團名稱更是以她來命名;2018年初,《讀者》雜志再次獲得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讀者》在人們心中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您曾說過,《讀者》的靈魂在于她所倡導的文化價值觀。請您結合《讀者》的選文標準,談談她的文化價值觀與編輯思想內核以及如何在優秀文化的傳播中體現其自身價值?

陳澤奎:

自上世紀80年代起,《讀者》雜志名聞遐邇。2006年《讀者》的月發行量曾經創紀錄的達到1003萬份。因而,《讀者》成功的原因的探討,一直是刊界的熱門話題。發表的專著、論文,就一份雜志的專門研究而言,可謂可觀。仔細閱讀這些專著和論文,給人能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它們所關注的問題。概括起來,大致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雜志發展過程的細節的挖掘;二是對雜志裝幀設計、欄目設置的分析;三是對雜志經營模式的探究;四是雜志選文風格的分析;五是雜志辦刊宗旨的解讀;六是對雜志審美情趣的分析;七是林林總總的關于個人在辦刋過程中的作用的描述。個人以為,對一本雜志的研究而言,涉及的面足夠廣,內容足夠豐富。但個人同時也認為,研究還存在一些值得進一步深化的東西。我以為,一本雜志的價值取向,也即是雜志的精神魂魄更值得研究。人無精神魂魄,即是一副皮囊,雜志無魂魄即可視為精神垃圾。要考察一個人對社會是不是有用的人,我們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考察他的“三觀”,即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如果“三觀”正確,那他是一個合格的社會人,也就意味著他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如果“三觀”不正確,那我們說,他是一個不合格的社會人,他對社會而言,負面作用有可能大于正面作用。對一個人的考察,應該看他的“三觀”。如果我們要考察一份刋物對社會的影響是好還是壞時,我們該拿什么做標準呢?通常,我們會用“二為”(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雙百”(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出版政策法規為標準。這無疑是正確的。但個人認為,單有上述標準是不夠的,籠統地說用“二為”、“雙百”、出版政策法規衡量辦刊是好還是壞,雖然從表面上看放之四海而皆準,而實際上卻失之機械。實際上,毎一種刊物是有靈魂的,而這種靈魂又是通過辦刊人對刊物內容的把控體現出來的。個人認為,一種刊物,符不符合“二為”、“雙百”、出版政策法規,只是取得了刊物的通行證,刊物與刊物的好、壞之分則是通過刊物的內容特別是刊物是不是有“魂”而表現出來的,而刊物的這個“魂”,個人認為就是辦刊人的文化價值取向。一種刊物取什么,棄什么,完全取決于辦刊人的文化價值觀,是通過對文章的選擇和對什么事表示褒揚、對什么事表示貶斥體現出來的。《讀者》的成功,不僅僅表現在什么節點上創刊、什么節點上采取了何種經營策略和做了多少公益、如何包裝上,因為與它同時創刊、經營策略比它精細豐富、做公益不比它差、包裝遠比它精美的刊物不在少數,許多和它同時且當時名氣、實力在它之上的刊物在曇花一現之后凋零了。我認為,《讀者》的成功,就在于在“文革”結束、我國改革開放、撥亂反正的大背景下自覺充當了優秀價值觀的弘揚者。什么樣的文化價值觀是優秀的文化價值觀呢?我以為,正義、公平、善良、友愛、誠信、平等、仁慈、大度、寬容、自律、謙虛、禮讓都是它的范疇。如果以此為參考來考量《讀者》刊發的文章,以它們為主旨的文章可謂俯拾皆是,而且是幾十年一以貫之。正其如此,也就使得刊物有了能打動人心的東西,使之能夠觸動人們內心深處最柔軟的東西,與千千萬萬閱讀者能夠產生共鳴也就不難理解,因此而長盛不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回看《讀者》發行量的幾個高點,都是編者很好地把握了正向文化價值觀的時點。

做一個優秀價值觀的弘揚者的角色,對1980年代初期創刊的雜志來說,正當其時,也是創刊者的智慧之處。上世紀80年代,是中國撥亂反正之年,也是中國人思想極其活躍的一個時期,也是中國人價值觀由極度單一向多元取向轉化時期。人應該怎樣生活?什么樣的人是高尚者?什么樣的人生更有價值?這些問題是當時人們急切需要找到正解的問題。正向的、優秀的文化價值觀既是國人的渴望,也是正本清源的利器。而在當時的背景下,能夠從古今中外的視角,向國人提供路標性的參考資料者如鳳毛麟角。

時代的需要為能夠滿足這種需要的精神產品提供者打開了通天大道。誰把握住了時代的脈搏,誰就拿到了進入通天大道的通行證。顯然,在這場智者的游戲中,《讀者》找到了破解迷局的鑰匙。《讀者》雜志在辦刊之初在文化價值觀的選擇上做了正向選擇。文章的選擇脫離了生硬和明顯的標簽式的用階級以分優劣的表達,突破了地域和社會形態的藩籬,更多的時候是用全新的視覺,選取人們在日常生活當中足以體現人性高尚的細節來表達編者的價值取向和認同。從大的方面看,這種正向的文化價值觀主要表現在既有對民族優秀文化的弘揚,也表現在對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的接納和汲取,并使兩者在雜志的內容搭配上相互交融,形成了雜志自身的風格。從小的方面看,這種正向的文化價值觀,表現為不拘內外,凡優秀者為我所用的用文取舍。也即是說,在對待不同背景的文化上采用理性、客觀的唯物主義態度,摒棄了“文革”時期單以階級、階級的意識形態意識做形而上學的判斷和取舍。而雜志的這種探索,不是通過大張旗鼓的群眾運動式的宣揚,也不是通過政府的強力推動來普及,它是通過取之人們生活中的富有生活氣息的故事,以隨風而至隨雨滋潤的方式把嚴肅的探索變為春雨潤物的浸潤,把激烈的爭辯變成了溫婉的細語。正其如此,沉重的話題,變成了輕松的懇談,因而也是它有了打動人心的力量。

上述的認識,既是《讀者》在辦刊過程中的遵循和實踐,也是真正體現它自身價值的地方。

《中國編輯》:

《讀者》與讀者可謂唇齒相依、一衣帶水。2017年6月,“首屆讀者大會”的成功舉辦,不僅響應了國家對于全民閱讀的號召,更加拉近了《讀者》與讀者之間的關系。《讀者》創辦者之一的胡亞權認為《讀者》最核心的東西便是讀者關系管理得好。在新時代,您認為讀者關系管理的關鍵是什么?如何更有效地做 好編讀往來工作?

陳澤奎:

《讀者》雜志在其發展的過程中,對讀者關系的管理應當說是一個與時俱進的過程。個人覺得,《讀者》在讀者關系的管理上有一些成功的探索。首先是讓讀者參與辦刋,這就是誠邀讀者薦稿,這個舉動讓廣大的讀者有了參與感,至今讀者的薦稿仍然是《讀者》雜志刊發文章的重要來源。其次是《讀者》創刊之初至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一直堅持的不定期的閱讀獎評選活動,極大地吸引了讀者的參與與關注,為《讀者》雜志的社會影響力形成及品牌形成起了助推作用。第三是“編讀往來”和“心聲”欄目的設置。“編讀往來”,實際上編輯和讀者的互動;“心聲”既是編輯和讀者的互動也是兩者之間的交流。通過這兩個欄目,既可以最直接地收集到廣大讀者閱讀雜志的感受,也可以最大限度地收集到廣大讀者改進刊物質量的各種建議或意見,及時改進辦刊方面存在的問題。第四是短信評刊和微信評刊。這兩種方式都是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時代雜志社讀者關系管理與時俱進的結果。當然,我列舉到的這些方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而實際上,到現在為止,在實際工作中這些方式在讀者關系管理中經常交互使用,并不機械,并非過了這個時點,這種方式就不用了。在我看來,《讀者》最成功最關鍵的讀者關系管理,就是實行開門辦刊——讓讀者薦稿、參與辦刊,它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讀者參與的興趣,同時也增強了雜志與讀者的粘性。未來,公司將繼續保持和發揚雜志社在辦刊實踐中積累的經驗,同時也與時俱進,充分利用新技術、新方法,盡量增強與讀者的互動與參與感,使雜志直正成為編輯與讀者相互進行思想、學術、文化、情感交流的平臺,同時也應努力使雜志變成讀者自己的雜志。

《中國編輯》:

《讀者》雜志多年來堅持推出有思想、有溫度、有品質的好文章,因此成就了她精品期刊的地位。內容質量是刊物的生命線,《讀者》的編輯是如何對內容質量進行把關的?讀者集團對其質量考核提出了什么要求?

陳澤奎:

質量,對一切產品、商品而言,都是其生命線。圖書、期刊作為特殊的產品、商品,既有意識形態屬性又具有商品屬性。因其如此,其質量,也就有了特殊的要求。首先是要滿足意識形態屬性的要求,要符合時代精神,要有正確的政治導向,需要向社會輸出正能量。其次,它必須具有優質產品或者商品的基本屬性。圖書、期刊作為商品或產品,其質量,應該從形式(裝幀)、內容上保持一定的水準。比如一篇好的文章,應該邏輯清晰,行文流暢,語言清新,閱讀感好;比如好的裝幀,應該是典雅、大方、良好的藝術感等。出版物的質量管理,其實是包括了意識形態質量(政治質量)和編輯質量管理兩大部分。而編輯質量的管理又包括裝幀、內容編輯、編校質量。在一般情況下,各出版單位,都會在法律和行業規范的指引下制定符合法律規范和行業標準的適合自身企業規劃的管理制度。這些由企業自主設立的企業規范或制度,都是在上位法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大同”而“小異”。出版物質量管理真正的難度,不在于制度或規范的制定,而是在于在制度和規范的框架下,怎樣生產出藝術性或者說讀者認同感強,也就是受大眾群體歡迎的出版物。對我們公司而言,《讀者》雜志是核心產品,《讀者》雜志的質量管理,要點在于嚴格的稿件選擇上。首先是它要在海量的可供選擇的稿件中選出適于雜志刊載的文章;其次是《讀者》雜志最終得以刊載的文章,都是經過多次篩選甚至經過沉淀的作品,如何優中選優,同時通過編輯的工作使其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第三編輯要按雜志風格最終進行職業化的嚴格篩選。編輯的職業化篩選就包含了對行業規范和讀者、社會需要以及雜志風格的精準判斷。在這一點上,對編輯個人的職業素養的養成有很高的要求。這個過程,猶如高級廚師的培養過程,歷練和實踐是必不可少的功課。而這種素質養成的過程中,需要主持編輯工作的主持人有高于編輯、總攪全局的能力而在此過程中不斷地、及時地給予幫助、指點。《讀者》雜志所以能夠在閱讀領域里獨領風騷,一批批優秀編輯的職業化素質的養成以及他們不懈的努力是其堅實的基礎,而統領編輯的編輯部領導則是真正總其成的操盤人。在讀者集團里,我是這為數不多的能夠總其成的操盤人之一。而《讀者》雜志選文的標準這一一直為業內人士所關注的問題,則是《讀者》雜志社優秀編輯職業素養養成的基本功。一般來說,導向正確,時代特征明顯,邏輯清晰,行文流暢,語言生動,閱讀感強,是《讀者》編輯選文所關注的基本要求。多個條件同時具備的文章就是編輯眼里的好文章。這些個標準,說起來司空見慣,但在現實當中,多個條件同時具備的這樣的文章并不是俯拾皆是,實際上是鳳毛麟角,需要編輯有沙里淘金的耐心在海量的信息中去尋找。雜志社對此初心不改,一以貫之,三十多年堅持下來,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們平常說的圖書、期刊的質量,個人理解,更多的時候是指內容而言。我個人堅持內容為王是出版業的圭臬的理念,堅持內容為王的出版實踐。個人認為,能夠被視為經典而長久流傳的作品,其內容一定是具備上述多項條件的作品。編刊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對內容質量的管理的過程,也是把我們對文化價值觀的正確理解貫穿、運用在工作實踐中的過程,這兩個過程才是真正體現職業化水準的關鍵所在。公司未來的質量管理也應該是遵循這個軌跡,堅持內容為王,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衡量標準,為讀者奉獻能夠經得起時間檢驗的精神食糧,為人民大眾的美好生活提供優質的精神產品。

《中國編輯》:

在《讀者》雜志社的那些年,您最想跟我們分享的“編輯部的故事”是什么?編輯工作給予您的意義又是什么?

陳澤奎:

有人的地方一定就有故事,有名有利的地方的故事就會更有情節。讀者編輯部的故事,在我看來,就是現實版的《編輯部的故事》,而且故事情節的曲折、豐富程度毫不遜色于原劇,甚至于在某些情節上比原劇更精彩。我在讀者雜志社先后工作了近12年,主持編輯部工作有七年之久。我更愿意把編輯部看作一個大舞臺,原因是我很欣賞有關舞臺的那副對聯:不大地方能家能國能天下,平常人物能文能武能鬼神。舞臺上既可以演各種各樣的活劇,也能容納下各種各樣的角色,它能給劇種和角色帶來巨大的張力。人們可以選不同的劇種和不同的角色,根據劇情的需要和角色個人的張力盡情的演繹和展示。因為受教育和職業熏陶的緣故,我對文化的研究一直保持了較高的熱情。從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從一定意義上說,讀者編輯部的故事,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一個縮影:讀者編輯部的故事演繹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精彩和不易。作為編輯部一部活劇的重要角色,我更推崇儒家“和而不同”的處事哲學,也更愿意與大家分享這種處事哲學給讀者編輯部帶來的張力。編輯部的故事中的人和事是每天都必須面對的。編輯部一直以來是精英薈萃之地,精英有精英的精神追求,個性張揚,崇尚自由,這些都是他們的基本特征。和而不同,它讓編輯部在處理人際關系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寬容,也為有個性的人有了充分體現個性的空間,保持基本的“和”,保留一定的“不同”,讓二者在規矩允許的范圍內達到一種相對的平衡;雜志有海量的稿件來源,而雜志每期的容量有限,怎么樣最大限度地處理好“量”與“質”的關系十分微妙。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好這種微妙,允許在保持雜志風格的同時,留出讓編輯充分發揮能動性的不同的余地,“和”而“不同”,在處理雜志內容上保持了最大限度的包容和豐富,讓雜志的內容和編輯的個性達到一定的平衡。有了人和事這兩個方面的“和而不同”,在遵守規則的同時保留最大限度的寬容和包容,其他一切的一切都會顯得微不足道了。

把“和而不同”作為處理人和事的方法,是一種文化自覺,也是一種自我修養。因此我更愿意把編輯部的故事讓它變得更“形而上”一些,而事實上,在編輯部的故事中,“形而下”的占比更高也更加多姿多彩。而編輯工作帶給我的意義,就是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職業和生活的溫度:分享過成功的喜悅,體會過遇到困難的焦慮,分擔過遇到挫折的痛苦。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里,在精英薈萃的職業環境之中,人的文化觀、價值觀在改革和開放的環境里,在多樣性文化相互激蕩、相互交融、相互影響的背景下,都會受到影響。要在五光十色的誘惑里,保持一種定力,保持獨立的思考,保持正確的文化價值觀,保持獨立人格,實屬不易。“和而不同”,是一種境界,也是一種智慧,它會讓你的生活空間變大,也會讓你的職業空間變寬,它會讓你的人格與環境和諧相融,也會讓你的人格與職業環境相協調,也會在紛繁復雜的環境里讓你持一分清醒。

《中國編輯》:

在新媒體發展的探索中,《讀者》取得了一些驕人的成績,比如,讀者微信榮登《2017年中國微信500強年榜》第83位。但毋庸置疑,更是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請您介紹一下《讀者》在媒介融合趨勢下的的總體構想和舉措。

陳澤奎:

融合的本質或者本意,應該是指把不同的的東西融會在一起。傳統的媒體,主要是指書報刊廣播電視等,而新媒體主要應該是互聯網、移動互聯網或者移動終端。而媒體融合,個人理解會有兩種可能:一是形式的融合,把傳統媒體形式融合為集成式的一個新載體,如電紙書、智能手機等具有多種功能的載體,集讀、說、寫、聽為一身,可根據客戶的喜好選擇不同的獲取信息的方式;二是內容的融合,把過去傳統媒體以各自不同的呈現方式的內容進行整合,在一個平臺上可以看到同一內容的不同方式呈現。從原理上和現在技術發展的角度來看,這是辦得到而且正在辦的過程中。但正如黑格爾的名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長青”所言,融合不論從成本節約和社會資源的合理使用上講,都是值得贊美的,但是不是惟一的、最好的、最后的選擇呢?從自然界的生存狀態看,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爭艷才是春。未來媒體的發展,說不定會應了羅貫中的那句名言: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為什么?我個人覺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無止境的,人類社會對未知世界的探索永遠不會停止,因此,不斷地推陳出新既是趨勢同時也是必然。媒體的融合和各領風騷,我判斷,必然會不斷上演。現在的融合,像拼盤和膾菜,看上去樣樣俱全,但帶來的是個性的消失。出版史證明,歷史上信息載體和傳播方式的情形,基本上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呈現的是不斷地推陳出新而同時又多元并存的局面。融合固然帶來了快捷、方便,但會使單媒體的鮮明特色消失。工匠精神,慢工出細活:手打的鐵鍋、鐵壺熱賣不是傳說,石碑、木匾在特定的場合仍然不失優雅也是現實,“非遺”所傳承的,絕大多數是較為原始的手工藝。基于這樣的理解,我覺得新時代媒體的情況一定是合分互見、各呈異彩的局面,而且這個局面靠個人之力是無法撼動的。面對這樣的大趨勢,我們一定要記得那句話,形勢比人強,你若比人強,就必須順應時事,在此狀況下,適應大勢是我們最好的選擇,《讀者》現在能做的,就是充分利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現代技術,做好《讀者》公眾號、客戶端等新傳播方式,讓它原有的選文風格適應當下的傳播方式和閱讀需求。另一方面,則是把現在已經深入人心的紙質版雜志做到盡善盡美,使其成為紙質期刊中最后一個匈奴。當然,規避風險,多元布局,也是新時代的一個明智的選擇。歷史實踐一再告訴我們,在大勢面前,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我們做為一個企業的管理者,應該學會當明白人。

《中國編輯》:

2021年,恰逢《讀者》雜志創刊40周年,您希望在那時達到一個什么樣的發展目標?為加速促進這一目標的實現,這幾年的工作重點應該是什么?

陳澤奎:

辦企業的,其共同的理想,恐怕就是希望自己創立的企業是長青樹,自己創辦的公司能夠成為百年老店。讀者人也不例外。《讀者》創刊于1981年,如今已走過了三十七年的歷程。在已經過去的三十七年中,《讀者》可謂風生水起,創造了屬于它自己的光榮與輝煌。而今,即近不惑的它與報刊行業一起,正在經歷無情歲月的洗禮。當下,以《讀者》為代表的大眾類閱讀刊物所面對的是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新媒體帶來的閱讀方式變化的挑戰。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叫《紙質出版的失落》,對紙質出版物的近況和未來談過一些看法。“可以說,讀者雜志37年的發展過程,是中國紙質出版在改革開放以來發展的一個縮影:1978年到2008年以前的從無到有、快速發展,經歷和分享了30年改革開放帶來的豐碩成果;2008年以來則經受著閱讀市場和閱讀方式變化帶來的痛苦和失望。……逝者如斯,紙媒曾經的輝煌漸次成為追憶。而面對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的方興未艾,紙媒的失落將是從事紙媒出版者在一定時段內不得不面對的新常態。”在自然界物兌天擇,適者生存,是自然界的鐵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適者生存,優勝劣汰,也是鐵律。《讀者》未來首先是要找到適宜它生存的土壤和環境,轉型發展是它的第一戰略目標,主動擁抱互聯網,利用新技術,走融合發展之路。其次,在實現轉型發展的過程中,要切實找到適合自己轉型的路徑和支撐點,看到事物發展的多樣性,把自身優勢和不斷推陳出新相結合,保持自己的個性,探索走個性化發展之路。生存然后才能發展。個人覺得,《讀者》未來的大目標是成功實現轉型發展,小目標是繼續當好期刊的排頭兵,緊緊抓住2020年全國建成小康社會的機遇,在構建中國人美好生活的過程中構建出自己的發展空間。

《中國編輯》:

近年來,讀者集團與多家企業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發展領域已從出版、培訓拓展到社會公益、文化旅游、文化地產、IP開發運營等多方面,基本上形成了一個跨界融合的全產業布局。在這個布局中,如何更好地利用自身優勢,同時借力各家優勢,促進全產業的發展?

陳澤奎:

歷史上的讀者出版集團,實際上是一個輕資產運營的公司,主業就是圖書和期刊出版。2015年上市之前,在數字出版、動漫、文化產業等方面做了一些布局,但總體上還是圍繞出版主業的規劃。2015年12月上市之后,公司在產業布局上有了重要調整,主業之外,金融、保險、文化基金、文化地產、研學旅行等方面都有一些動作。2017年6月,經甘肅省委省政府批準,飛天出版傳媒集團劃歸讀者出版集團,實現戰略重組。重組之后的讀者出版集團實現了編印發一體運營,成了名副其實的地方性綜合出版集團,公司的多元布局和多元發展有了重要的基礎。此外,自2016年公司領導班子經甘肅省委省政府調整之后,新一屆領導班子在對外合作方面有了很大進展,先后與中信、人民社、人教社、中鐵十七局、甘肅省教育廳、敦煌研究院等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這種布局,既有公司上市之后產業布局的需要,也有公司從長遠發展進行的規劃。公司從過去一個完全輕資產運營的企業,變成一個編印發一體的公眾公司,除了主業的經營,還多出了為股民營利的責任,多元布局實際上成了一個“不得不”的選擇。看看國內的上市出版企業,個個都大扺如此。我們多元布局也好,簽訂多家戰略合作也罷,首先是從做強主業、做大產業方面考慮,謹慎地選擇戰略伙伴。其次,強強聯合,大膽地尋找在各自的領域里有廣泛、良好的影響力的企業或單位做戰略合作伙伴,擴大上市公司的影響力。第三,選擇真正能夠優勢互補的合作者,補短板、消洼地,增強綜合實力。這些動作的目標就是利用自身優勢,借用外部資源,優勢互補,拓展市場空間,增強可持續發展的信心和能力。從長遠看,這些布局都是必要的;從近期看,這些布局都還是初始階段,取得成效尚需時日。


來源: 蘭州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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